打流这些年，我有时候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：
为什么，梁山聚义，要举“义”这杆大旗？
为什么，古惑仔也要讲究一个义字当先？
为什么，正史记载中的关云长在三国中扮演的角色并没那么重要，而在文学经典的传颂中，关羽能封神成圣成为一种不容置疑亵渎的精神符号？
为什么西方国家的一些现代黑帮里，就没有‘义’这个元素，更多的只有利弊？
因为，在我们的文化里，有‘侠义梦’的基因。
既是基因，就很难改变，既是梦，就很难实现。
就像洪秀全从桂平金田村起义时，举起的那杆旗帜一样：“有田同耕，有饭同食，有钱同使，无处不均匀，无人不饱暖”一样。
遮羞布也好，贞节牌坊也罢，我们都需要它：我们每个人都做不到光着屁股出门。
……
我不太记得我是怎么下的车，但我隐约记得，下车时，王涛看我的笑容，像是魔鬼露出的怜悯一样，我读懂了他笑容的含义，我知道这是一个深渊，但我还得往里跳。
回到聚义堂，当我把板凳的消息跟宋哲、羊克刘彦明他们说了以后，他们也沉默了。
羊克吹着刘海，大拇指、食指与中指攥着一颗制式子弹，在硬实的桌面敲着，他的声音如子弹敲击桌面时一样的厚重而沉闷：
“出来混，总是要还的，这三年，便宜他了。”
刘彦明叹了口气，思忖半晌，说道：“要不要先给江波打个电话，问下他情况？”
不等我说话，宋哲立马摇摇头：“不行。”
刘彦明问：“为什么？事先不和江波通个气，一声不响把板凳搞了，江波肯定不高兴。”
“我们各有立场，他即使不高兴，也会理解。”宋哲轻言细语地说道：“你现在跟江波说，江波肯定不会承认，而且，有走漏消息的风险，这么一来，我们去常平，又添了很多变数。”
对宋哲这话，我是十分认同的。
这个时候给江波打电话确认，其实是十分幼稚的行为，江波没那么傻，即使是他在暗中资助板凳，他也一定不会承认的，不但不会承认，还很有可能把消息透露给板凳，到时候，板凳一跑，我们上哪找去？
所以，常平我们得去，而且，必须悄悄的去。
而此去常平，我们要板凳的鲜血来偿还，所以，去的人必须绝对靠谱，绝对信任！
此去常平上千公里，但凡办事期间，出了一点岔子，惊动了公安，或者弄出舆论事件，对我们而言，都是灭顶之灾！
……
我们最终决定，我、羊克、刘彦明三个人一块去，宋哲原本也要去的，但我劝阻了他，家里毕竟需要有个看着的。
这次去常平，我们的家伙事准备得很足，带了一把枪，两把铳子，短斧、砍刀好几把，全部丢在面包车的后备箱里，用蛇皮袋子装着。
正常来说，坐火车去常平，是最方便的，大约一天两夜能到。
但我们带着家伙事，火车不敢坐，只能自驾。
我们准备了四副假车牌，还准备了喷漆工具，头套、假胡子什么的都准备上了，目的就是防止出现意外。
自峰哥死后，这是我们第一次有预谋的去杀人，前路有多少坎坷，我们都不知道，都很忐忑。
我不止一次的在心里想，此去常平，会发生什么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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