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，这和她的人生经历有直接关系。
我外婆在五十年代留过苏，接受过纯正的红色教育。
她一生质朴而纯粹，无论是精神还是行动，都坚守着自己的原则和底线。
特殊年代，外公出事后，外婆回到江陵县第三中学当老师，在人民教师这个平凡而伟大的岗位上，坚守近二十年。
她曾经在分房和升迁上受到过很多诱惑，但始终坚持着原则和底线，
不曾贪污一个铜板，也不曾用手里的权力剥削打压过一个人。
前年退休后，她和村里的农民打成一片，上山捡柴，院里种菜，角色切换十分自然，她对劳苦大众有很深刻的同情，每个月的退休金有一大半花在给村里留守儿童的资助上。
她是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有道德的人，一个真正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。
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在我进看守所后，博爱无私的她给曾经的学生、时任江陵县的一把手张书记写了一封信。
信中的内容，我不得而知。
但我完全能够想象，外婆在执笔写信时候的浓眉紧锁与千肠百结。
当时我那个案子在江陵县闹得沸沸扬扬，贺雄宗族的亲戚还找了人，抬着贺雄的尸体，到乡政府门口，制造舆论，给政府施加压力。
民间对我这个案子大致有两种看法：
一种认为贺雄该死，是罪有应得，四个人拿着凶器追着一个人打，贺雄活该被杀，何嘉祥是英雄，无罪！
另一种看法是，我已经超出了正当防卫的范畴，属于防卫过当。
到底是不是防卫过当呢，五年后，大约是99年年尾，
张书记的秘书，99年任江陵县副县长兼公安局长的盛文涛同志，曾经跟我有过一次对话，他说：
“小何，你应该感谢79年刑法，对防卫过当还未修订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。
“79年刑法规定防卫过当是“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”行为。
但什叫“超过必要限度”，什么叫“不应有的危害”这里面的模糊空间很大。
当时民间舆论普遍同情你，但当时对该类案件官方态度普遍偏保守，多数做法是各打五十板子，事实上张书记已经准备给有关方打招呼了，而这时，陈淑芬（我外婆）给张书记写了一封信...”
我瞬间意识到，外婆这封信是有份量的，但可惜，
那时候的我，双手沾满了血腥，已经在黑道上泥足深陷，再也无法回头了。
……
我在外婆家住了四天，四天后，我就离开了。
在工业浪潮的洪流下，种地是最末的选项。
19岁的我还有许许多多未完成的梦，我不想过早的回到村里，继承那两亩田和锄头，继承我非常尊重但实际上被太多人瞧不起的农民身份！
我已不太记得那几天跟外婆相处的细节，但临走时，外婆有句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，她说：
“嘉祥，无论你以后身在何处，做着什么样的工作，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，你都不能突破做人的底线，外婆不在乎你是否衣锦还乡，只在乎你能否健健康康的活着，是否堂堂正正的做人！”
外婆的做人做事和她临别的话，像是紧箍咒一样，深刻影响着我。
但我始终不是她，我无法复刻她的经历和教育。
此后十余年，被现实这个大粪缸染了无数次后，我的面貌终于变得模糊不清，我的双手也沾满了血腥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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