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博仁一眼就看到李管家在周府门口颐指气使的喊。这李管家应该胖了有20斤，好家伙二下巴子都出来了，还穿着丝绸的衣服，整得跟太白楼的张掌柜似的。
卖包子的小贩一边把蒸屉搬上车，一边气鼓鼓的嘀咕：“不就是中个三元，神气什么，这条街又不是你开的。”
周博仁刚好饿了，看到热气腾腾的大包子，直接上去对小贩说：“来四个大肉包。”
小贩一看有客人，还一口气要四个大肉包，脸笑成了一朵花：“好嘞客官，马上给您拿，一共四十文。”
周博仁给小贩付了一钱银子，不要他找了，接过来包子就啃，可把自己饿坏了，中间错过饭点，这才吃上。
小贩喜滋滋的捏着银子，每8文折银一分，即银1两折换铜钱800文，这一钱银子可是80文钱，能卖八个大肉包，这小哥看起来挺朴素，穿的没啥讲究，跟自己一样粗布，除了有匹马，还真看不出来是有钱人。
“客官，您慢点吃，别噎着。”小贩看着这个有钱人，觉得有钱人真可怜。
李管家看到卖包子的还没动，气得一边走过来一边大声嚷嚷：“不是叫你挪地方你还在这磨叽，不想在这条街上混了是吗？”
小贩赶紧加快了收拾的动作，又开始嘀咕：“神气什么，做官了不起啊。”
周博仁问：“这府上的人一直都这样吗？”
小贩答道：“也不是，自从这家公子中了状元，应天府就派人修了牌坊，这家人也不差钱，把整个府邸也修了一修，买下了旁边的宅子扩建，说是他们家城外的庄子也扩大了十倍，都是别人家投献的。”
明清时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官府在具体执行层面上征收赋税和徭役都是分对象的，比如对拥有功名在身的士绅们进行一定的免役，并且其一定数量的田地还可以免交或是完全不用缴纳赋税（秀才、举人等功名可免税的田亩数量相差很大），这是一方面是朝廷对这些人的优待，用于笼络士人，另一方面则是士绅阶层们钻空子的结果。而普通百姓们就没这么好的待遇了，该交的不该交的税赋，一个也不能少。
嘉靖二十四年时，明廷还出台优免则例，特意确定了士人各级优免额度：京官一品优免役粮三十石、人丁三十丁，以下递减，至九品优免役粮六石、人丁六丁；外官减半；举、监、生员优免粮二石、丁二人；致仕优免本品十分之七。
虽然朝廷有如此规定，可是却并不耽误士绅们拿着鸡毛当令箭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政策变动，适用范围扩大，再加上本身明朝的吏治败坏，制度执行力低下，士绅们暗地里还利用权能肥私，成功的将只免杂役后来变成“合法”的逃税逃役。
明朝中后期以后，直至清朝，士绅能享受的优免幅度越来越大，上面的规定是规定，税赋转移到老百姓身上，比如士绅们有一种骚操作就是勾结官吏，偷偷将自己的土地划到普通百姓身上，这样官府收税的时候，自然就到百姓家里去收取，搞得很多百姓明明没有多少土地，却要缴纳大量税赋，普通百姓还无法反抗官老爷。有的士绅甚至可以钻空子一分钱都不用交，不当差、不纳粮，甚至是他们的家人们，包括奴仆都是不用纳税不用服徭役，不缴纳田税。
周博仁吃了一惊，这才多久，自己家就收到了近四千亩的投献，如果加上其他士绅惯用的，强行侵占或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农民的土地，自己家可能会在短短数年成为一方大地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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